早前看了泰國電影《第151個朋友》，電影中主角有一位離世的同學；觀影時，我不斷想起七年前因病去世的H同學⋯⋯
H同學去世時，Z同學吩咐大家可寫下對H同學的思念。我忘記自己寫了甚麼，只記得Z同學較感性，寫下不少內容；詳細內容我也忘記了，只記得提及拍攝等相處的事。Z同學的掉念，讓我覺得自己寫的內容不夠，甚或有點敷衍；畢竟自問是H同學在學院內最要好的朋友之一，怎可能掉念內容如此少呢？特別是去年重遇久違了的L同學，她提及了她乃至其他同學的變化、挫折與唏噓。我心想，假若H同學仍在世，會是怎樣呢？
於是我打算重新回顧與H同學的相處⋯⋯
作為電影學院少數來自香港的學生，我自然成為焦點，亦不知道為何有些人早就知道我是來自香港，H同學就是其中一人。當時我初到宿舍，就遇見他，他亦猜到我是來自香港的那位同學。
H同學是我在電影學院第一位認識的同學，當日我倆一起吃飯，亦在學校附近遊走，以熟習校園附近環境。當晚H同學沒有留在宿舍，其他同學也沒有在宿舍過夜；他離開時問我會不會介意，我說不介意。
從第一天給我的印象，H同學是個成熟且友善的人；不過H同學給我乃至其他同學的最大印象，就是響亮的鼻鼾聲。特別在清晨五點左右，H同學鼻鼾聲之大，連同宿性格內斂的L同學也忍不住發脾氣；同宿的另一位L同學，也借此題材拍攝他的短片習作。
H同學懂得分享他的東西，他在宿舍看電影時，會問我要不要一起看；他吃東西時也會跟我分享；放假他離開北京時，也歡迎我拿他床上的書來閱讀。
初到北京，生活各方面難以適應，亦沒有朋友；在街上走，像充滿幻覺的，總覺得身邊經過的路人，像在香港認識的人。普通話亦欠佳，難以表達己見；發音不標準，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或嘲笑。H同學看我沉默寡言，問我是否普通話問題，還是個性內向而已；亦跟我說若有些說話難以表達的話，可改用廣東話，反正他也想學廣東話。
不過多年來，H同學只懂用廣東話說兩個令人難堪的詞語⋯⋯
H同學起初也不習慣北京的生活，但他的不習慣，更多是對大城市的生活感不適，以及對電影學院的失望。他曾說北京生活很壓抑，例如長時間坐地鐵，亦問我香港情況是否相近，也問及海底隧道是怎麼的，會不會擔心滲水問題。
我心想，此人思維如此像個鄉巴佬⋯⋯
我和H同學一起為學校缺乏自修空間而煩惱，所以第二年，我不住在學校宿舍，在外面租房子自住；H同學家境較窮，無法在外面租房子，只能悶悶不樂的住在學校宿舍。雖然大家不再住在一起，但我們還是經常見面。在電影學院，我們經常一起上課，「不知廉恥」般到別系的課堂旁聽；課餘時間，我們經常一起打桌球和看電影。
每次跟H同學到戲院看電影，我都要特別提神，因為幾乎每次觀影過程中，H同學都會睡著，然後傳來鼻鼾聲；我必須拍醒他，否則會影響其他觀眾。有一次，我跟H同學觀影時，我也睡著了，不久我被H同學的鼻鼾聲吵醒；此時前方遠處的觀眾已回頭看著我們。
假如H同學在世，相信他觀賞像《新活日常》、《味遊心窩》這類電影時，必然睡著，但這不代表他不喜歡相關的電影。
在來回戲院的路程，我們談論不少對電影的看法，我介紹過香港的百老匯電影中心跟北京的有何不同；H同學也分享當初在網吧觀看四小時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 — — 一件我無法想像的事。
人們乃至影視作品只會描述女性之間的友誼，即使描述男性，都只是停在喝酒聊女人的膚淺描述；而我們不是聊電影就是聊人生及社會哲理，或保持沉默。在電影學院這個充斥名利薰陶的環境下，我們是異類；對電影創作與學習不了解的人，我們是怪人。
我們同樣不喜歡那些高高在上的電影人，也不喜歡那些高傲自大的師生；那些人並非真誠熱愛電影，他們只是熱愛電影帶來的名利和權力。
直到今天，我發現跟我一起到戲院看電影最多的人，還是H同學。
我們就這樣經歷了四年時光，畢業後我沒再跟H同學見面，只是偶爾在網上聊天，以及在16年底視像通話。沒想到一年後突然收到不幸消息，當時Z同學在微信問我H同學怎樣。Z同學的疑問，讓我感到奇怪，直覺覺得這是不妙的消息；我向W同學查問，得知H同學因病離世。
H同學的喪禮在他離世後第二天舉行，我趕不及前往。我記得當晚的夢中，有H同學、有攝影學系那位充滿「愛」的Y同學、剛才提及的W同學和同樣來自香港的K友人。夢中發生何事我忘記了，只記得夢中我們曾在一起。
之後的數天，我接了一份編劇工作，以及到「九龍城書節」參觀。書節中剛好有個關於生死的講座，我走進會場，望著窗外的陽光與樹影，想著我們不應為逝者傷心，要好好活下去；當我離開活動場地時，天空佈滿灰雲，突然而來的寂寞空虛感。
編劇工作讓我不便離開香港，直到一年後，我才前往位於湖南資興的H同學墓地。高鐵由廣東北部穿越多個高山隧道，進入湖南南部；車廂內顯示的溫度明顯下降，並感到外面的寒意，完全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氣候，彷如川端康成《雪國》中，列車穿過隧道後，進入另一個氣候，另一個世界。也許這證明了當初H同學的不解，為何大家家鄉距離不遠，但飲食文化卻差異甚大。
到達資興後，由縣城走到墳場，沿路盡是田野、礦場及像荒廢了的鐵路。看著沿途景色，大概明白為何H同學對大城市的抑壓如此敏感。我來到H同學的墓前，看著他的相片，心想H同學如此年輕的去逝，他永遠年輕，不會老，至少在電影學院的回憶不會因時間而流逝。
望向墳場的另一邊，就是同學傳來的影片中，H同學母親嚎哭的位置。
我不認識H同學的父母，只知道H同學來自基層家庭。我們的同學有不少家境富裕，說實話，無論在香港還是大陸電影圈，富裕的家庭環境還是有先天優勢。電影工作不穩定，低薪到欠薪屢見不鮮，工作量難以保證；富裕的家庭背景，至少不用為家庭支出或養活家人而煩惱，即使我也是基層家庭出身，但至少有兩個住在將軍澳中心的姊姊，過著中產生活，父母不會對我有任何期望。
因此，想必H同學的父母很開明，至少對H同學很大的包容，否則不會讓他追尋電影夢。特別是我們學的是電影編劇，無論兩地的電影圈還是社會，都對文字創作存有輕視。那些無知的人，以為編劇不用學習，更以為我們學習電影編劇的都是浪費金錢。
相信H同學生前的女友也很懂得包容，或者是非常熱愛電影的人，否則不會理解或體諒自己的男友說話總是提及電影，但不提及電影，卻可保持非常沉默的狀態；或者不會理解一天看多齣電影，整天留在戲院，看的還是那些「沉悶」、色情、暴力、普羅大眾不認識也沒興趣的電影。自稱喜歡電影的人不少，但對電影題材及內容持包容的，或許並不多。我曾遇過明顯對我有意的異性，但當對方得知你喜歡像《盲獸》、《索多瑪120天》這樣的電影，人家只會覺得你奇怪，甚或變態。
至於H同學在電影學院以外的朋友，我不認識，但相信不會是驕傲自滿、嘩眾取寵的人，亦相信他們至少尊重H同學選擇電影這條路。以個人經驗，那些覺得電影只是一種小玩兒，或者只關注拍電影如何糊口的人，遲早會遠離。
我亦從H同學喪禮的影片裡，從他的朋友口中得知，H同學在中學時是高材生。
離開墳場後，我走到附近的公園，漫無目的遊走了一小時；當時天空灰白一片，寒氣迫人。過後我乘車回高鐵站，天空雲層沒變，像凝固了，卻下起雨來。司機說快下雪了，但一直只有冷雨，沒有雪。
我就這樣的離開資興，之後再沒重臨。這六年先後有「反送中」及疫情，這些日子經歷太多，甚至有不堪回首的往事。電影道路從不好走，過中的辛酸、孤獨和壓力，或許只有曾在路上的人才會明白，而我們之間的同學有不少離開這條道路。如果H同學仍在世，相信仍在路上，反正他很「喜歡」的W同學也在𡚒鬥中。說實話，我感覺攜帶了H同學留下的遺願走這條路，雖然大家對電影的觀念大有不同。
假若H同學在世，相信對「反送中」的看法，不會跟那些不懂翻牆、又不問世事、不吃人間煙火的同學一般見識；亦不會像那些後知後覺的人般，經歷疫情、圍封及政府隱瞞疫情，才有所謂的覺醒。
不過最肯定的，莫過於鼻鼾聲不變。每當戲院內傳來鼻鼾聲，我就想起H同學。應該說，無論任何地方，只要聽見鼻鼾聲，偶爾會想，這裡有H同學在旁。
Y同學
袁廸旗
